[摘要]第二媒介時代─第二章

卡伯爾認為，因為信息超級高速公路開創了許多言說發生地(local)，所以它就從性質上提供了新的政治機會：”……關鍵的政治問題是’誰控制著開頭?’ 人門有兩個極端的選擇。對於何時、為何、從何人那裡得到何種信息以及寄送何人，用戶們的控制可能只是間接或有限的。(P.29)

從某些方面看，因特網從根本上瓦解了民族─國家的區域性：網路空間中的音訊不容易被牛頓式的空間所限制，這使邊界變得無效。(P.29)

當信息擺脫了物質包裝，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就在網路空間移動且倍增時，產權概念就受到了挑戰。我們的工業舵手們的回應很荒謬，他們炮製出新的”知識產權法”，公然與傳輸和撒播技術的進展倒行逆施。(P.30)

“虛擬現實”和”實時”這些術語證實了第二媒介時代構建擬仿文化(simulational culture)的力量很大。媒介對文化的介入程度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被介入事務甚至連假裝未受影響都不可能。媒介往往會改變其所探討事物，改變了原本(originals)與指稱性之間的同一性，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化越發具有擬仿性。在第二媒介時代，”現實”變成多重的了。(P.31)

虛擬現實是一個由電腦生成的”場所”，參與者通過”防護鏡”觀看這一場所，但該場所也回應著參與者的刺激。(P.31)

模式化實踐(patterned practices)促成的主體身分具有自律性和(工具)理性，如果說現代性或生產方式所意指的是這些模式化實踐，那麼後現代代性或信息方式所標明的交往實踐則構建了不穩定的、多重的和分散的主體。(P.33)

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彼此交流時，好像身處一個共同的物理空間，而且這一空間似乎被身體居住並能夠被笛卡爾是視點所圖繪；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還因為他們把那些互動行動視為事件，對參與者的個人歷史具有十足的意味。(p.36)

尤其特別是，在因特網中，言說與表徵的關係並不像現代科學語言遊戲中那樣只侷限於語言的指稱意義，這一技藝實際上促使語言指涉對象的份量有所減輕。(p.38)

要想獲得廣泛的感召力，因特網必須做到不僅僅有效、有用和有娛樂性：它還必須以一種令人樂於接受的方式來呈示自己。介面設計的巨大問題在於，人類對於機器以及對於機器與人類之間變化著的關係的認識不甚了了，因而產生了恐懼與敵意，這種變化著的關係表現為人類與機器分享空間並且要與機器相互依賴。(p.38)

因特網不僅是”技術性的”而起還是准機器性的：構築人類與機器之間的邊界，讓技術更吸引人類，把技術轉化成”用剩的設備”而把人轉化為”半機械人(cyborg)”，轉化為與機器脣齒相依的人。(P.38)

第二媒介時代對多元文化論的關係很可能呈很深的矛盾態度：一方面，兩者都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因此也就促成了對壓迫的主導形式的批判；另一方面，新媒介無疑地將會對種族身分的協同化起到相反的作用，因而在我看來，多元文化論陣營中的傳統主義者不太可能會以讚賞的態度看待信息超級高速公路和虛擬現實。(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