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 星期四

[摘要]第二媒介時代,第一章

第一章 社會理論與新媒介
對於這些傳播技術的政治影響,社會批判理論家們之間一直爭論不休,一方(Benjamin、恩森斯柏格、McLuhan)鼓吹其潛在的民主化傾向,而另一方(Adorno、Habermas、杰姆遜)看到的突出問題則是它們危及自由。這一爭論發生之時正值播放型傳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盛行時期,在電影、廣播和電視中,為數不多的製作者將信息傳送給為數甚眾的消費者。我將把注意力集中於如何聯繫這些技術來考察主體的構建、集中於身體論題以及後現代性問題。(3)

一、面對第一媒介時代的社會批判理論
...在信息製作者極少而信息消費者眾多的播放型模式佔主導地位的那個時期,亦即我所稱的第一媒介時期,存在著某種觸犯知識分子作者權威感(sense of authorship)的東西,而無論所論及的文化客體具有怎樣的質量,這種冒犯總是存在。第一媒介時期攪亂了現代性的自律主體。(5) Adorno和Horkheimer並沒有擺脫現代理論的logocentrism主體,因此他們就不能把電台的大眾化受眾看成非他律性的,故而將這一奴役歸咎於技術。(8) 不要將這些機制理解為對先存主體的自律性的限制,而應該理解為對主體賴以認知的那個過程的干擾;主體通過這一過程認識到他們自身的組構性,並且認識到,如果有他者的適當介入,他們以及他們的世界還會被重新組構...主體的組構變成了它自身的指定目標與社會目的。(10)

二、阿多諾並非單槍匹馬
按Althusser的說法,與其說媒介是技術決定論,還不如說它們是一種決定性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釋放,而這一意識型態本身則折射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產階級的立場。(10) Habermas在這裡[《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所要論證的是,18世紀以來逐漸出現的公共領域最終還是受到了電子媒介的威脅,電子媒介使公共領域的民主化潛能失去效力。...在新近的一本論著中發展了一套文化理論或曰符號互動理論...。將批判的著眼點定位在「生活世界」中,...而非著眼於高雅文化的菁英要素或「否定辯證法」的哲學勞作。「共識」要基於所有言語情境中固有的「普遍的有效性宣稱」才會實現...媒介延伸了這一潛能。(11) 媒介能把信息傳播給大量觀眾,Habermas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才承認媒介的「解放潛能」的。

三、Benjamin的技術文化概念
...對Benjamin而言,媒介潛在的民主化進展,按其實現的方式而言,完全可以逆轉。...並不存在任何能夠確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動保證。因此,技術決定論就被排除出了他的分析範圍。(13)

[恩斯柏格]...沒能把媒介看作新的語言形成(language formation),以隱藏於訊息發送者與接收者的意圖背後的確定方式結構著主體。他也沒有像Benjamin那樣正視媒介播放模式的技術限制這一論題。

四、Baudrillard論媒介文化
Baudrillard認為「沉默的大多數」以客體身分進行抵抗,但我的感覺是,他的這種抵抗理論只不過是簡單地逆轉了現代性對主體的堅持。從這一角度看,Baudrillard的理論闡釋仍然囿於客體/主體二元律,並沒有解釋清楚作為後現代實踐的媒介將如何激發出一種新政治。(16)

五、第二媒介時代——雙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
一旦跳出Lacan的精神分析法和各種意識哲學等人本主義策略的窠臼,機器邏輯便呈現為對「多重異在性」(multiple alterity)的闡發。「機器排序」(machine orderings)的原則必須要理解成人類社會性的承繼者,而不能理解成人類的工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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