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後現代性與多元文化政治
在新興的政治框架內，哈伯瑪斯與法國的後結構主義者的論爭主導了二十世紀七０年代末以來的社會理論領域。後結構主義者認為西方思想傳統（也就是一種主導性的話語結構）是他們理解此在的障礙，(46)哈伯瑪斯則力圖重構歷史主義，雄心勃勃的要完成啟蒙主義的解放規劃。哈伯瑪斯對目前局勢的診斷是，嚴峻的危險中渗雜一點希望，這種危險來自於體制對生活世界的滲入。(47)交往理性的根本法則是，交往雙方試圖達成一致的意見，而他們的差異在試圖達到思想與目的的統一時救被抹煞了。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的出現和交往理性的現實化進行追根溯源，最終歸到資產階級對貴族霸權的抵抗，一種公眾言說類型被制訂下來，其特點有無視於地位、質疑公眾關注的新領域、具有一種包容性原則，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參與。(48)阿帕度拉爭論到哈伯瑪斯的啟蒙解放主義規劃是西方主導性的延伸，交往理性理論的嚴重缺陷在於，只能感到電子媒介交流中缺少他所說的「理性」，卻不能闡發其中的語言差異。(49)後結構主義者力圖超越啟蒙主義立場的束縛，批評哈伯瑪斯將文化交換或符號交換簡化為交往行動，並進一步將他簡化為有效性宣稱的理性。(50)後結構主義者認為，任何觀念要是固定了身份，僵化了意義或者消解了社會本性，那麼不僅不當並且具有政治危險性。後結構主義向最低限主義立場的明顯倒退，可以被闡釋為白人男性理論在去殖民化和女性主義時代的悲觀主義。(52)因為跨地域界限的交流日益密切和增強，分化的世界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個過程雖然有交流的電子形式促成，但卻並非完全由這些形式定型，雖說全球交流絕非一個民主政體，足夠多的區域性知識肯定有助於打碎西方男性文化無可匹敵的霸權，我相信此在的這一結構特徵是後現代性的分期根據。後現代理論之所以能反映這些變化，是因為他重新界定了批判話語，從而既不依賴自律理性個體，又不依賴民主的面對面社群。(53-4)當全球傳播網以及人類與機器的組合替代了過去那些人與自然以及個體與社會兩兩相對的形象時，個體作為指涉參考點的社會顯著性隨即降低，我們必須注意後現代主體與具體的或區域性的政治論題聯繫起來。(54)將多元文化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相聯繫，是一個頗為麻煩的攻守同盟：雙方脫離了啟蒙主義觀點和政治的方式，暴露出他們自己觀點的侷限，後現代主義話語既沒有完全改變現代性的話語形式，也沒有改變它的制度機器。多元文化論者的困難在於，他所依賴的主體立場複製了啟蒙主義的能動性觀念。(55)由於現代的主要政治傾向已經被剝奪了能夠產生合法性的元敘事，這些傾向會拖著沈重的步履繼續前行，以化與政體遮蓋著各種力量之間的遊戲，這些話與政體則竭盡所能阻擋或掩蓋後現代的發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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